現代健康城市的三大新使命——仇保興理事長于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 健康城市分論壇上的講話

尊敬的劉院士，各位來賓，今天非常高興看到醞釀已久的中國城科會健康城市專業委員會的成立，這是我們期盼已久的事情。為什么人們對這個專業委員會給予很大的期望？首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代城市規劃學和城市科學都來源于對城市健康的追求。

現代城市規劃學有三大來源，第一就是對傳染病的恐懼和衛生防疫的成就；第二是對環境保護的追求；第三是城市美化運動。但這一學科誕生的主要原因還是對傳染病的恐懼和持久的治理實踐活動。眾所周知，現代工業文明推動的城市化起源于英國，城市化很大程度促進了人類從分散居住狀態轉變為集中居住，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密度、頻度呈幾何級數的增加，這時候人類就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傳染病的流行。

回溯歐洲歷史，起源于中世紀的黑死病幾乎毀滅了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然后緊接著的傷寒病則導致很多城市人口因為飲水不衛生而失去生命。當時英國的城市史曾經記錄過，生活在18世紀農村的人口平均壽命比生活在城市的平均壽命幾乎高出了一倍。正因為如此，有一位杰出的城市學家霍華德在120年前寫了一本《田園城市——通向明天的和平之路》的書，他在書中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城市再這樣下去就不可能有和平、也沒有人類的未來；所以他提出田園城市的新構想，也就是使城市與田園交織在一起，從而減少因人口密度過高引發的疾病流行，這是人類通向明天繁榮的和平之路。這本書成為了現代城市規劃學的奠基之作，至今國內外大學的規劃專業學生還必須讀這本書。正因為如此，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城市規劃法《1909年住宅、城市規劃諸法》，就是為了解決城市中市民的健康問題而誕生的。從政府職能上看，城市規劃最早是歸誰管呢？是英國的衛生部主管了城市規劃設計約50年，也就是1.0版的健康城市。所以，現代城市規劃學起源和城市化初期進程中最大的障礙曾經是市民健康問題，這是100多年前的歷史教訓。這段城市史說明了市民健康對一個城市、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確實是命運之戰，人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也取得了階段性成功。

但是在隨后的100多年間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中，人們似乎又忘記了市民健康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所以一個世紀之后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健康城市，這就到了城市化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人類2.0版健康城市。新版的健康城市對城市規劃師們提出了三大新使命：

第一，新型的傳染病正在考驗著現代城市。因為許多城市正在變得無比巨大，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超過了幾千萬人，此階段任何對小規模城市、分散化居住不起作用的傳染病毒、細菌突然就會變得非常危險；再加上現代恐怖主義，可能會使用現代技術人工合成的生命，將來可能比任何已知的傳染性病菌和病毒更加危險。這不是幻想，而是非常危險且有可能迅速到來的現實挑戰。用現代化技術合成人工生命體，五美金就可以做到；一旦這種新技術被恐怖分子或精神病患者廣泛使用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人口密集的現代大城市可能會在新傳染病的襲擊下會變得非常脆弱。

（1854年斯諾在倫敦霍亂爆發時研究個案用的地圖

來源：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752?ref=1258）

2003年的SARS病爆發曾使我國很多城市運行都癱瘓了，并對國民經濟和民眾日常生活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這是一個血的教訓。我國中科院楊煥明院士當年曾說過：“中國科學家在SARS前集體失敗了。因為SARS怎么來的，怎么去的，我們科學家們并沒搞清楚。”至今我們都很難搞清楚許多傳染病是怎么來的，又是怎么消失的，第二次它可能什么時候來，我們沒有找準規律，一切都是個謎。在2003年SARS病毒襲擊我國的時候，當時我作為城市規劃學家，就注意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當時香港SARS爆發死亡了1000多人，廣州也死亡了1000多人，但是唯獨香港跟廣州之間的深圳市，死亡人數只有100多。這三個城市的人口規模相差不大，但是死亡人數卻相差一個幾何級數。初步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城市建筑密度很高，居住組團中通風和日照都不足，再加上人口密度非常高，容積率一般在8以上；廣州城市空間結構幾乎是單一組團，人口密度也很高；只有當時的深圳市是九個組團構成的空間結構，組團之間是隔離的，居住組團中的人口密度相對比較低，通風和日照條件較好，所以SARS死亡人數呈幾何級數降低。這就啟示我們：城市的空間形態居然會決定一個城市在SARS來襲時不同的命運。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到：住區分隔、人口密度、通風日照、街道綠地，這些在100多年前1.0版健康城市的規劃控制要素，在現代化城市中仍然還是如此重要。

第二，我國城市人口急劇的老化。絕大多數老人愿意生活在城市，因為就醫方便，這個階段慢性病就會成為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主要的社會負擔。美國現在的一個長期致命性問題就是慢性病引發的政府過度負債：美國由慢性病引發的社會醫療的開支世界第一，而且年增長都呈兩位數，去年總量已超過一萬億美金，比教育和國防等開支加起來還多，這是一個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債務炸彈。那么我國怎么辦？我國人口是美國的五倍左右，如果我國也像美國這樣走粗放式的醫療保障之路，那將來形成的“債務炸彈”可能會是美國的五倍，作為沒有全球鑄幣稅的中國就會吃不消，所以必須要用建設健康城市來減輕這種老齡化和慢性病帶來的債務炸彈危機。我們應該用一種基于微循環的、中國古代中醫療法的、低成本的社區醫療體系，用最低的成本、最自然的醫療方式和最少的自然資源的消耗，來應對爆炸性的慢性病的挑戰和保障市民的健康。要記得在現代全球的城市中每年有4000萬人死于各種慢性病，是死亡率第一的疾病。如果一個健康的城市能夠緩解這些慢性病的影響，那么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對社會的公平改善、民眾幸福指數的提高以及老齡化社會的應對都是首要命題。

（來源：https://www.flicker.com/photos/saulalbert）

第三，人類社會心理疾病的涌現。國學大師南懷瑾曾提醒人們：18世紀之前人類主要的疾病是肺結核這樣的傳染病，法國名著《茶花女》主角就是典型的肺結核患者。當時肺結核病的流行使得很多人英年早逝；越是社交活動多的精英，越是在肺結核病面前紛紛倒下。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后，也就是到了20世紀后葉，癌癥和心血管疾病成為了城市居民新的主要疾病。南懷瑾認為：癌癥在21世紀初葉可能會被科學技術克服，雖然這是一個國學家的推演，但因為新的免疫療法等新技術的發明，現在看來這一前景是完全可期的。但是緊接著人類文明帶來的第三波疾病就是心理疾病。南懷瑾說至少他還看不到人類怎么去解決這一新挑戰。因為現代化的通訊網絡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虛擬世界，涌現出許多前所未有的誘惑，使人類潛意識中不健康的因素被激發出來，并會成百倍的放大。人類在現實生活中高密度聚集且缺乏健康的交往，會導致心理疾病的大爆發，將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這些也是我們健康城市要應對的。如果一個城市不能應對這些問題，那就可能會成為衰敗的陷阱。

現代化意味著充滿風險和危機，而我們面臨的這些新風險和新危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是外來的，而是基于人類自身心理的變化“內生”出來的。這種內在的心理疾病大爆炸對現代城市將是毀滅性的。現在少數發達國家中城市已經出現了這種危機的萌芽。

我們怎么去面對這三大歷史使命？

必須使現代城市規劃學的起源——城市健康問題，重新回歸到城市規劃學的議程中，應該成為現代城市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緊迫性課題。

這樣一來，2.0版的現代健康城市學就誕生了，研究健康城市的團隊也會不斷的擴大、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將再次攜起手來、共同應對三大歷史使命。這也是黨中央提出的健康城市發展目標。我們必須以健康的城市來組成的健康社會。如果城市作為一個國家最基礎最本質的社會細胞是健康的，那么這個國家的國民體系和經濟體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在座的各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家肩負著歷史使命，健康城市的研究成果工作將維系著中華文明崛起的基礎性工作。諸位的研究成果將有可能決定民族的命運。

謝謝各位。

來源：健康城市實驗室WLANLab